日本遭遇的地震、海嘯與核泄漏被稱為“三合一”災難，在災難中日本國民、官僚與政客的表現卻各有不同，國民平均素質較高堪稱一流，官僚缺乏效率屬于二流，而政客則由于沒有決斷力又無休止地勾心斗角只能算三流。
一流的國民，尤其反映在地震發(fā)生的初期階段。在巨大的災難面前，日本國民冷靜、沉著、互助，顯得“訓練有素”，國際輿論普遍對他們的表現不吝贊揚。對于政府在救災工作中的行動遲緩和決策失誤，他們表示了不滿也表現了忍耐，沒有在非常時期給政府添亂。核泄漏引發(fā)了他們本來就有的“反核情結”，但他們以合法的方式表達了抗議之后，仍然等待并配合政府出臺復興計劃。
二流的官僚，不但反映為效率低下，而且反映在不負責任上。日語的“官僚”，其實就是指政府部門的高級公務員，他們的惰性由來已久。此次“三合一”災難，作為行政當局的官僚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早在2010年5月，就有人在國會指出“福島一號機組”的備用發(fā)電機和外接電源有隱患，一旦發(fā)生不測就會引起冷卻系統(tǒng)停轉，甚至發(fā)生核反應堆的“熔毀”。但是，官僚起草的答辯文卻避重就輕，處處維護東電的利益，不承認隱患會變成現實。他們這樣做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掌握實權的人都與東電這樣的大企業(yè)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比如，他們退休后可以“下凡”再就業(yè)，甚至擔任公司要職。另外，在日本的官場文化中，違背上司的意思說出真相的人會被“穿小鞋”，所以懂專業(yè)的官僚也會昧著良心按上面的意思行事。結果，在巨大海嘯的沖擊下，“福島一號機組”的所有電源受損，冷卻系統(tǒng)失靈，引發(fā)核燃料棒“熔毀”，導致了核泄漏。
三流的政客，主要反映在內閣的優(yōu)柔寡斷和錯失良機上。地震是日本時間3月11日下午2點46分發(fā)生的，約一個小時后內閣就收到了核電站所有電源受損的報告，晚上8點左右內閣就收到即將斷電的報告，專業(yè)人士都知道當時應該采取果斷措施放掉蒸汽容器內的蒸汽以減小壓力，或者向反應堆內注水降溫，以防“熔毀”。然而，從晚上8點到12日早晨的10個小時里，東電沒有采取冷卻措施，內閣也沒強制他們采取。而且危急時刻，菅直人卻于12日早上6點乘直升機視察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上空，對此，專家批評說，首相這時應該做的是冷卻和“放氣”而不是搞“政治秀”。另外，東電“擅自”放出污染水，內閣竟事先不知情，此事也遭到國際輿論批評，嚴重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形象。再加上在野黨以政府救災不力為借口，放棄政治“停戰(zhàn)”的承諾；執(zhí)政黨內反對派也批評菅直人缺乏領導力，應該下臺。政客們紛紛謀劃如何“倒閣”奪權，新一輪權力斗爭又拉開了帷幕。
國民、官僚和政治家是構成日本社會結構的要素，其中，國民是主權者，官僚是行政的主體，而政治家則擔負著領導責任。但是，從此次“三合一”災難中可以看出，主權者盡到了本分卻受到了傷害，行政當局像機器一樣無指令就不動，政治家則失去了決斷力，三者沒有形成“三合一”的合力，上下一心成了一句空話，災害初期國民贏得的同情與贊譽，由于為政者的表現而大打折扣。今后，日本在震后重建過程中，不但面臨如何實現政治穩(wěn)定的問題，還面臨如何恢復國民信心的問題，另外，在外交上如何取得鄰國和國際輿論的信任，也是日本必須解決的課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廉德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