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教徒報》10月20日文章】日本對尖閣群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本網注)的領土要求最近在中國引發(fā)的示威表明，中國民眾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好斗和民族主義的情緒。這種情緒對印中關系是不祥之兆。

印度原先僅僅被視為外圍地帶的一種隨時可以解決的滋擾，現在卻被視為中國謀求全面主宰亞洲過程中的一個競爭對手和“攪局者”。目前的地緣政治現實提供了一些空間，以便于印度在東南亞地區(qū)行動與斡旋，并讓中國相信，如果它對印度采取和解而非對抗的方針，對自己是有利的。因此，印度在其注重東方的戰(zhàn)略中，一直巧妙地在外交和軍事上與眾多國家，如日本、越南、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和緬甸保持接觸。印度不抱有任何侵略意圖，卻抱有一種騎墻的姿態(tài)，旨在重新喚起人們對上世紀50年代的萬隆倡議的記憶。這項倡議試圖在該地區(qū)加強實力，宣傳和平共處。

不幸的是，印度在對華問題上采取一種非此即彼的戰(zhàn)略。這種戰(zhàn)略往往會在外交領域已經積累了一定成功時，忽略威懾力和強制能力的強化。這充滿了危險，這個時候，要在我們與中國接壤的北部和東部邊境地區(qū)加強軍事實力，這方面不能有任何松懈，同時要通過我們在東南亞地區(qū)的“騎墻戰(zhàn)略”尋求外交上的收益。為了和平而加強威懾可能會成為值得普遍闡明的一項姿態(tài)，無論是在國內選民當中還是在國際社會。

1962年印度與中國的沖突的軍事教訓得到了廣泛的辯論。除了重申一些重要的教訓，以使我們能夠反思之外，就無需加以渲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