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也已看到在擴大投資保增長與控制產能防過剩之間的矛盾，所以一方面在采取諸多控制產能的行動，一方面在刺激消費方面下工夫。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做法最終可能被實踐證明收效甚微，因為過剩的源頭是在分配環(huán)節(jié)，儲蓄與消費的分配比例不合理，現(xiàn)存的分配機制總是傾向于壓低消費而增加儲蓄，所以不觸動分配環(huán)節(jié)而壓制產能，沒有觸及到最根本問題，怎么做結果也不會理想。
消費也是如此，繞過改善分配機制而增加廣大居民收入這個關鍵環(huán)節(jié)來刺激消費，所能刺激出的消費只能是使居民把未來的消費提前到今天，所以，今天的消費高峰必然會與今后的消費低谷相連接，從中長期看是不可能從實質上提高消費率的。
筆者認為，如果抑制產能和刺激消費等措施不能對沖兩年后即將再度出現(xiàn)的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就會在“十二五”前期開始下滑。
新的增長動力在于城市化
如果想繼續(xù)保持中國經濟的較高增長，就必須創(chuàng)造新的增長動力，這個動力就是城市化。發(fā)展經濟學理論說明，發(fā)展中國家之所以能夠取得比發(fā)達國家更快的增長率，就是因為發(fā)展中國家在工業(yè)化過程中都會經歷劇烈的結構轉變。而在當代中國，一個最大的結構轉化還沒有完成，這就是城市化。世界發(fā)達國家在人均GDP達3000美元時的平均城市化率是55％，東亞地區(qū)的日本和韓國是75％，而中國到目前按真實的城市人口計算，可能只有1/3。所以，當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在2008年已經達到人均3300美元的時候，農村人口這個中國人口主體的年收入水平只有691美元。由于人口主體的收入水平太低，中國的龐大產出能力就無法為國內需求所容納，生產過剩就是必然結果。
從這個分析也可以看出，解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矛盾，不僅可以從體制入手，也可以從發(fā)展戰(zhàn)略入手，取得效果更快，引起的社會震動也更小。
筆者曾經有一個測算，如果在未來十年，中國能使城市人口從目前的4.5億增加到9億，將可增加年均20萬億元以上的投資和10萬億元以上的社會消費。如果到2030年，中國再增加3億城市人口，使中國的城市人口增加到12億，使中國的城市化率提升到80％，則中國9％以上的增長率能再保持20年。
如果2011年以后，由于內外部原因，中國經濟會發(fā)生明顯減速，那么2010年就將是關鍵性的一年，只要能盡快轉入加快城市化步伐軌道，不管世界經濟出現(xiàn)如何惡性波動，中國經濟都將可以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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