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我們走。我寧可暴尸街頭,也不愿寄鄧太太籬下!”陳獨秀臨走時忿忿然地嘟噥了一句,他的臉色也由緋紅轉到鐵青。
陳獨秀不再顧及小客棧的簡陋和骯臟,在那兒租下了一間單房。4天后,經(jīng)過另一位同鄉(xiāng)方孝遠的介紹,陳獨秀夫婦住進了東門郭家公館的一間屋子。
稍事安歇后,陳獨秀即給避亂赴渝的三子陳松年發(fā)去一信。陳獨秀在給兒子的信中,不無感慨地略述了江津的這一段遭遇:“……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無,屋也沒有了。方太太到渝,諒已告訴了你們,倘非攜帶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慶矣。倘非孝遠先生招待(仲純之妻簡直閉門謝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慶也。幸房東見余進退兩難,前日始挪出樓房一間聊以安身,總比住小客棧好些,出門之難如此,幸祖母未同來也……”
不幸喪母
如果說,投宿遭拒是陳獨秀到江津后生活上的一次小小挫折,那么接踵而來的喪母,則是給了他精神上的一次沉重的打擊。
這年秋,陳獨秀的三子陳松年與其安徽同鄉(xiāng),決定把他們籌辦的國立九中設在江津。所以,松年很快就帶著妻子、長女,陪同祖母謝氏來到了江津,與陳獨秀同住郭家公館。時至初冬,經(jīng)鄧仲純的再三懇求,并為其太太做了一番“自譴”,陳獨秀遂舉家移居延年醫(yī)院。
陳獨秀自1913年從家鄉(xiāng)安慶逃亡后,便一直在外,漂泊不定、四海為家。分處天南地北幾十年的一家人,這次卻在異鄉(xiāng)團聚,四世同堂,從而使晚年的陳獨秀上能侍奉母親,下能教導兒子,且有含飴弄孫之樂,加之老夫少妻,伉儷情深,這給陳獨秀寂寞的心田,實在注進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這可憐的一點幸福是那么短暫,在江津剛度過了第一個嚴冬,3月22日,78歲高齡的母親謝氏溘然長逝。老人剛剛咽下最后一口氣,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陳獨秀,雙手抱起亡母的頭,痛楚地哀叫了一聲“媽!”便慟哭失聲,老淚縱橫。母子之情,至真至誠,令人噓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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