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市場經濟是西方世界起源并發(fā)展完善起來的，市場經濟強調要通過私人財產權利的明晰來推動經濟發(fā)展，其最基本的“理性經濟人”和“活動匿名性”恰是在分離思維的影響下建立起來的。分散思維和“麥秸式”的人際關系格局讓股東與經理人通過有效的激勵與約束來解決“道德風險”和“機會主義”傾向。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以及包容辯證思維方式下，經理人會將股東在默認的產權轉讓和模糊的過程中與其建立起來的微妙關系視為股東對經理人的一種“信任”，從而在企業(yè)中找到“歸屬感”。這種情況下，在人際關系“差序格局”劃分的結構中，經理人會將股東視為與其歸屬同一格局的“圈內人”，“圈內人”的身份認同會讓經理人將自己的利益與股東利益看成是一個整體。因此，在獨立產權思想下的“產權缺失”現象，在包容式思維下卻可以轉化為緩沖文化與制度摩擦的“潤滑劑”。
國企和民營企業(yè)之間經理人報酬契約差異可用需求實現途徑來理解。人們進行社會經濟活動追求的最終目的可以看作是追求效益最大化，從效益追求的類型看，經理人的效益追求可簡化為經濟效益追求和社會效益追求。經濟效益指能夠滿足經理人的各種物質保障需求，比如經濟收入、汽車、住房等；社會效益指滿足經理人的各種精神欲望，比如受到尊重、掌握權力和獲得成就感等。經濟效益追求和社會效益追求之間并非界限明確的互相排斥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替代關系。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等社會效益需求是建立在經濟效益追求的基礎上的，當能夠獲得更高的社會效益時，可以降低對經濟效益的追求，但當社會效益追求不能得到滿足時，人們會通過對經濟效益追求的努力程度來最終實現社會效益的追求，經濟效益的追求是實現社會效益追求的工具和手段。
當我們把這種嵌入社會屬性的效益追求帶入經理人報酬契約關系產權分析時，就會發(fā)現經理人的效益追求對不同產權結構下報酬契約差異形成的推動作用。中國幾千年文化傳承下來一種重“官”輕“商”的觀念，“官”在社會生活中所獲得的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的精神滿足感是無法用物質財富代替的，而領導者通過較長的“權力距離”在下屬和社會公眾中樹立起來的“威嚴”，使他的社會效益追求得到極大滿足。在所有權歸屬國有的國企中，行政級別劃分帶來的“權力距離”和與國家權力緊密相
連的“官”的身份帶來的社會效益滿足，使經理人對物質滿足的需求不是那么強烈，簡單化的物質財富保證和復雜的社會身份體系保障成為國企經理人報酬契約的基本構成形式，這都和中國幾千年沉積下來的等級觀念趨同一致。而在民營企業(yè)中，強調獨立平等的經濟體制會改變員工進行歸類的特征，能力和貢獻成為員工歸類的重要特征，而報酬契約的差異則成為其外在表現。其先天性的“社會效益”缺陷，使得經理人的效益追求只能首先通過對物質財富的過渡性追求才能得到實現。因此民營企業(yè)要有更加多樣化的物質財富才能吸引經理人。物質需求多樣化在市場經濟供需平衡下會產生多樣化供給，那就是民營企業(yè)經理人報酬契約的多樣化。因此，在關系產權聯系的雙方相互作用下，經理人報酬契約為了適應不同產權結構而形成了各自獨有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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