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世佑教授的學術文集《記問沉浮：近代史的求真之旅》于近日出版。最先入我眼簾的是作者發(fā)表于18年前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需要理論的突破》一文。作為史學理論研究者，筆者深感這個命題的提出至今仍有明顯的針對性與重要的建設意義，也由此佩服郭教授學術眼光的敏銳。
郭教授在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研究成就的同時，也發(fā)現學術繁榮背后存在著極大的不足，指出：“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影響中國近代史研究深入開展的主要因素似乎還不是研究課題本身的陳舊，而是理論研究的相對落后。欲期中國近代史研究真正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以理論研究入手，認真檢查一下幾十年來所形成的某些先入為主的定論和研究方法，提高宏觀理論的研究水平?！彼J為不少研究者仍然在原有的宏觀理論框架下，像炒現飯或翻餅式地翻來覆去說現成話，“仍擺脫不了僅為原有理論和有關定論做注解的路數”。
筆者深有同感。近代史學界固然對中國近代史的線索、分期、革命與改良的功過得失等重大理論問題展開過專題討論，思想解放帶來理論的更新，有的禁區(qū)開始突破，并且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礎上，提出許多新觀點，然而，表面的繁榮掩蓋不住理論的空疏和貧乏，關鍵在于人們較多地關注對客觀歷史的理論研究，而忽視了本學科的理論建設。一方面，舊的理論框架仍極大地束縛著學者的研究，另一方面，概念不清以及方法的欠缺等因素影響到對根本問題的認識，甚至導致討論越熱烈就越會引起混亂?！爸袊费芯啃枰碚摰耐黄啤?，首先就是要突破原有的理論框架和某些定論。
郭教授指出，人們根據革命領袖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的概述，形成了一套認識和解釋的基本話語：中國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的結果；社會性質決定了社會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從而決定了近代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務是暴力反帝與反封建。長期以來，人們都是以這一基本認識為前提來描述和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至于“半殖民地”與“半封建”這兩個“半”是在什么基礎上概括出來的，民族命運和歷史進退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如何結合的等等具體問題，都缺乏深入研究。正如一位日本學者善意批評的：中國史學界“歷來動輒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魔杖。”
郭世佑還指出，以往的基本理論使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首先表現在以成敗論英雄，以史學功利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眼光來評價前人的失敗。他說，由于“洋務運動”、“戊戌變法”和清末“立憲運動”從整體而言都失敗了，有的學者就僅僅以事件的結果來代替其過程的分析，不去仔細研究這些運動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必要性，以及它們對歷史發(fā)展所帶來的重大推動作用和影響，不去理解有關失敗的相對性等等。其次是厚此薄彼，采用雙重價值標準，不能客觀地評價歷史事件?！叭藗冊谠u價以非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歷史運動（如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立憲運動）時，往往強調其結果?！辈速H低其意義。例如，認為洋務派只學了西方的皮毛而沒學到西方的根本，洋務運動的失敗宣告了洋務派“富國”、“強兵”美夢的破產，從而加深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而在評價以下層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歷史活動時，又往往不顧結果，光著重其“正義性”和“斗爭性”，并由此闡發(fā)其歷史作用。例如說太平天國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是這場長達十余年之久的農民起義席卷大半個中國，沉重地打擊了清朝封建統(tǒng)治，體現了農民階級主力軍作用和英勇斗爭精神，為歷史發(fā)展開辟了道路。他認為，這種厚此薄彼的歷史觀，不是公正的歷史評價，亟需修正。
厚此薄彼的歷史觀和研究方法還表現在對待革命與改革的態(tài)度上。此書指出，在革命史觀的研究視野與價值體系里，史學界大都頌揚暴力革命而忽視或貶低清末統(tǒng)治者的改革，甚至視之為“偽變法”。近十余年來，對清末“新政”的評價有了極大的改變。不過，又有人以批判激進主義為名，偏愛改革而輕視革命，惋惜暴力反清斗爭中斷了“新政”，也因此中斷了合理的現代化進程，試圖從根本上否定辛亥革命的歷史必要性和合理性。郭教授認為，無論是一概否定“新政”，還是徹底否定辛亥革命，盡管結論不同，但是在思維方式上卻具有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即都是基于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極性思維，忽視了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系，把復雜的歷史處理得過于簡單化。郭教授既充分肯定“新政”的積極意義，也指出它的種種弊端，從“新政”和辛亥革命的關系中揭示出辛亥革命的必要性。（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