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宣傳方式不拘一格，除主要的正規(guī)宣傳外，還利用報紙屢施奇招，如《國風日報》出“白版”就是典型一例
辛亥革命黨人不管是口頭還是文字的宣傳，利用“正規(guī)”的場合、途徑和方式進行“正面”的宣傳活動當然是最為日常和主要的。像作為中國同盟會機關(guān)刊物的《民報》，在由孫中山所親自撰寫的《發(fā)刊詞》中，便毫不隱諱地揭明民族、民權(quán)、民生“三大主義”，以及改變中國“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現(xiàn)狀的革命目標。這也成為該刊自始至終的宣傳主旨。還有像由鄒容撰寫的《革命軍》，陳天華所作的《警世鐘》、《猛回頭》等書冊形式的宣傳品，其直言不諱地正面呼號反清反帝、奮起革命，其鼓動力，不啻萬鈞雷霆。
相對于這種“正面”輿論宣傳而言的另類“奇招異術(shù)”，也是辛亥革命黨人所不憚使用的。像其黨人景梅久等人就利用報紙屢施奇招。針對清方干涉報務(wù)的行徑，故意正話反說。正如景氏《鄂亂懷疑篇》一文，明明是對武昌起義爆發(fā)的消息知之已確，深信不疑，文中偏寫成“吾人固未敢置信也”；明明是要張揚革命之聲勢，但筆下只含混地（不指明是說清方還是革命一方）以“武昌據(jù)長江上流，為南北重鎮(zhèn)，水陸形勢之區(qū)，兵備集屯之域也”這樣的言辭出之；明明知道原清方新軍將領(lǐng)黎元洪并無甚大名，只因被黨人舉為都督，則故說其為被“歐人稱為第一流名將”，如此等等。作者本人后來憶述及此，特說明均系“假話”、“反筆”。其實，在當時，只要對時局真相稍有了解者，恐亦多能察其運筆故出“奇道”的策略手段。顯然，這與一般的“曲筆”手法大有不同，已不啻一種“假作真時真亦假”的“惡作劇”般的調(diào)侃。有時其招術(shù)實施得更為奇絕，又如武昌起義爆發(fā)之初，《國風日報》竟故意出一期“白版”：“除一版廣告及社會新聞外，正面一版，全空白，只在上面排了一行二號字道：‘本報從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閱者恕之！’”結(jié)果，“這紙白報一出，人心更是洶洶不定，都亂猜起來嚷嚷著說：‘大概革命軍完全勝利了，清兵大失敗了！各省都響應(yīng)起來了罷！不然那（哪）有一版禁登的消息呢？’”清方感到如此更為不妙，便又派警察來報館告訴編輯：“除過靠不住的謠言，準你們登載就是?！本懊肪幂呑匀粡男睦锇敌Υ苏小罢媸庆`驗”。的確，一張“白版”，給了讀者更大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會衍生出諸多傳聞，加重對清方不利的輿論氛圍和社會擾亂情勢，這自然正是革命黨人所希望的。如此“白版”，可謂“此處無字勝有字，此時出奇勝入正”。
辛亥革命黨人在輿論戰(zhàn)線上“出奇制勝”的招術(shù)可謂五花八門，具體事例更是不勝枚舉，而總的看來，是與其正面的輿論斗爭緊密配合、相輔而行并且是殊途同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