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文化自成體系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諸層面（器物-制度-觀念）本是協(xié)調共生的：自給自足的農耕經(jīng)濟與宗法社會-君主集權政制、儒釋道三教共弘的精神世界融為彼此契合的統(tǒng)一體。中國歷史上雖然發(fā)生過多次變亂，頻繁地改朝換代，但上述統(tǒng)一體從未瓦解，還磨合得愈益圓潤。但時至近代，“高勢位”的西洋近代文化楔入，從體用兩層面對中國固有傳統(tǒng)提出挑戰(zhàn)，而文脈深厚的中國不愿意、也不可能對西方的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照單全收，而是在汲納與排拒間徘徊，大體路數(shù)是：器物文化層面取法西洋，制度層面、觀念層面則力求保守故舊，于是引發(fā)了道-器、體-用的二元分割乃至對立，從而陷入中國文化史上的空前困局。

傳統(tǒng)文化本是“即體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統(tǒng)，而至近代則面臨中道與西器的錯位（實為中古式的上層建筑與近代性生產力不相對接），國人頗感不適。頑固派從保守角度堅執(zhí)“道器一體”，主張器物-制度-觀念全都一仍其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明體達用，規(guī)模宏遠也，何必令其學為機巧，專明制造輪船洋槍之理乎！”（張盛藻奏折，《洋務運動》（二），第29頁）

這種迂闊之見當然無補危局，是行不通的；改革派則信奉“變異-不易”的二重易理,在相當長時段變器以守道，如前述覺醒者幾乎皆以“道中器西”、“中主西輔”立論。馮桂芬在建議“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的同時，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校邠廬抗議》，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王韜認為“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杞憂生易言跋》）。鄭觀應提出“中學其體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盛世危言·西學》）。孫家鼐1896年在《遵旨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稱：

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戊戌變法》（二），第426頁）

這是“中體西用說”的完整表述。此后，洋務大吏張之洞（1837-1909）1898年撰《勸學篇》，提出“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勸學篇·會通》），“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勸學篇·設學》），令“中體西用說”成為清末民初時人樂道的“流行語”。

概言之，清末改革派倡言“中體西用”，較之昔時的文化自閉是一大突破，其實效則是機器工業(yè)、近代文教、近代官制、軍制的引入，中國獲得寶貴的文化新質，然而，由于政治制度和觀念領域深層變革的滯后，“中體西用說”自覺不自覺地陷入“體用兩橛”境地，譚嗣同（1865-1898）將其批評為“不審”，并力陳“道之不離乎器”，“器既變，道安得不變？”（《譚嗣同全集》，第197頁）兼通中西的嚴復（1854-1921）則評述：

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為一物。（《與外交報主人書》，《嚴復集》第3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558頁）

認為中學與西學各有體用，中體與西用的勉強拼接，實為牛體馬用，無法成功。嚴復考析洋務運動實踐，批評其“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嚴復集》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48頁），無以救中國。

為克服近代中國“體—用對立”困境，嚴復設計“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 范式，試圖融通體用，但該說依憑西學的體與用，并未找到中西文化的涵化路徑。以后，有學人提出“西體中用”說（李澤厚），卻仍然沒有克服體用割裂之弊；又有學人提出“中西互為體用”說（傅偉勛），庶幾接近現(xiàn)代中國文化的實際狀態(tài)，然而此說尚待深入的學理論證，更需要在踐行性展開中得到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