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隨手翻閱最新一期《收獲》(2009年第2期,作者李輝),讀到1971年6月沈從文先生寄黃永玉的一封書簡。當時,沈從文仍在文化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信中最后一句是:“便中問候可以問候的熟人好?!?/p>
讀罷此信,頓感無盡蒼涼。均為“熟人”,卻有的人可以問候有的人不可以。不便問候,或是怕給人家?guī)砺闊?,或擔心人家給自己帶來麻煩。寥寥數語,沈從文先生及那時期知識人的普遍心境躍然紙上。
經歷多次“運動”,沈從文戰(zhàn)戰(zhàn)兢兢之余,仍然保持一份難得的清醒,也多了些在人間世的睿智??捎械娜瞬⒉蝗绱?,比如聶紺弩先生。近日讀章詒和女士大作《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jiān)獄?》(此文見報略有刪節(jié)),又順藤摸瓜大致翻閱了《聶紺弩刑事檔案》(《中國作家2009年第2期,作者寓真》一文。多達11萬字的材料,將聶紺弩嫉惡如仇、敢怒敢言的個性表現得入木三分。文章提到,有“熟人”請聶紺弩下館子,幾杯老酒下肚,聶頓時詩性大發(fā),對時局狠狠地作了一番(如今看來不乏真知灼見)抨擊。哪曾想到,這原是“熟人”做的局。酒后,一份10頁長的秘密報告便已送達公安機關。
這位“熟人”是誰,“聶檔”沒有明說。但在章文,打小報告的人中,仍然在世的黃苗子先生赫然在目。讀罷章文,當然很震驚。但震驚之余,還有迷惑、彷徨、悲哀……簡直有千百種滋味涌上心頭,久久不能釋懷。大概出于同樣的心情,有人頗為憤懣地發(fā)問:那個年頭,還有一個好人嗎?不過,拋開這些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我以為更應當追問的是:我們應該怎樣面對這一段歷史?
震驚始于真相潛伏歷史海底,不輕易示人。關于那一段歷史,別說未曾經歷過的年輕一代懵懵懂懂,就連親歷者有時也不能徹底搞明白。當事人普遍保持沉默,檔案大多未能公開。敢于站出來說話的,由于可以理解的緣故,有時不免過于激憤,甚而充滿怨懟。也許,由于我們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段歷史,只能任由真相載沉載浮,若隱若現?;蛘撸驗檎嫦嚯y以大白,有的當事人走上了“循環(huán)揭黑”的路徑,而這難免又陷入類似于“以文革的方式結束文革”的文化邏輯之中。
不由想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君特·格拉斯。這位被視作“戰(zhàn)后德國良心”的大作家,晚年在自傳中說出一個驚人事實:他17歲時曾加入納粹的武裝黨衛(wèi)軍。格拉斯“遲來的懺悔”在西方社會引起了激烈爭議。最有力的指責是一位傳記作家認為,格拉斯這份虛偽的懺悔標志著“一個道德權威的終結”。實際上,在納粹時期,大多數德國人都以這樣那樣的方式被卷入歷史的進程,有的人是直接參與暴行,有的人成了“無知的幫兇”(比如電影《朗讀者》里那位女主角),還有的人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做了錯誤的事情。格拉斯屬于后者。他雖然加入黨衛(wèi)軍,其實什么也沒做,不僅“戰(zhàn)爭期間沒開過一槍”,幾個月后就被關入了戰(zhàn)俘營。與其說格拉斯因自己的“罪行”而懺悔,不如說讓他備受煎熬的是一種道德上的“罪惡感”。戰(zhàn)后德國許多人并沒有直接參與納粹活動,卻也不愿意透露自己在戰(zhàn)爭期間的經歷——德國《明鏡》周刊稱這些人為“沉默的鄰居”,原因或在于此。
現在,類似問題也擺在我們的面前。對于這一段歷史,說還是不說顯然也成了一個問題。說吧,由于牽涉面如此之廣泛,幾乎無人能夠幸免,這足以讓幾代人陷入無休止的追問,以及無休止的恩怨相報;保持沉默,又何以面對歷史,面對未來。這樣一段歷史,該以什么樣的方式來作一了斷?我認為,說比不說要好,公開真相比讓歷史成為死檔更負責任。與此同時,還要以一種寬容的心態(tài)看待歷史,而沒有必要非得“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公開真相是為了避免重復悲劇,而不是為了制造新的歷史悲情;公開真相,在于給歷史和后人一個交代,而不是讓后人看到黑暗,卻從此走不出歷史的魔咒。
相比之下,我非常欣賞“聶檔”作者沖淡平和而又不失執(zhí)著的寫作心態(tài)。在這部作品中,提到黃苗子的名字僅有十來處,其中幾處還是聶紺弩在交代材料中帶出來的。作者雖然對聶紺弩送給黃苗子的詩稿“都進入了司法機關”等事表示疑惑,最終還是打消了登門拜訪黃的念頭。個中或有“為尊者諱”的意味,我看更重要的是,作者費盡心力撰寫這部大作并不是為了揭私,而是為了求真——把關于一位知識分子的真實情況告訴世人。
過去那一段歷史,是時代造成的悲劇,也是無數人共同參與的一出活劇。面對這一段歷史,既要向歷史尋求真相,也要對一些具體人事懷抱寬容。德國就有“說出真相”一類組織,鼓勵那些經歷過二戰(zhàn)的“沉默的德國人”說出自己的故事,他們認為,只有敢于面對真相,才能避免悲劇重演。是的,面朝真相,春暖花開,這樣的社會和未來才有希望。
- 2009-03-24黃苗子告密事件首先是世道敗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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