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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嚴厲批評下，重慶至今還不公布31名民族成分造假考生名單，輿論持續(xù)炮轟。而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昨日表示，重慶市的態(tài)度是堅決的，調(diào)查是認真的，未公布考生名單，體現(xiàn)了對未成年人的關心和愛護。(7月8日《中國青年報》)

此言一出，輿論大嘩。前兩天教育部還下發(fā)通知，要求各地招生部門做到“有錯必糾，有責必問，有案必查”，現(xiàn)在卻冒出一個“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發(fā)表有為重慶方面及造假者解套之嫌的講話。

公眾要問：“教育部有關負責人”究竟是誰，他的講話是否得到教育部授權，代表教育部的態(tài)度，還是僅為個人看法？人們有這樣的疑問，是源于常識：絕大多數(shù)孩子七八歲入學，經(jīng)過6年小學和6年中學，參加高考時已有19歲，邁進了成年人門檻。如此算來，所謂“不公布造假名單體現(xiàn)對未成年人的愛護”從何說起，在邏輯上不顯得可笑嗎？更重要的還在于，這31名考生的造假行為，根本不屬于隱私范疇，早就演變成事關高考公平與公眾利益的公共事件，何來“保護”之說？如果非要“保護”，我們只能說：這無異于站在公眾利益的對立面。公眾持續(xù)質(zhì)疑重慶高考民族成分造假事件，并非和31名考生過不去，其矛頭直指那些手握公權的官員家長，質(zhì)問他們是否以權謀私。

而輿論不斷要求重慶公布造假名單，是因為正如新華社評論所說的“只有信息公開，才能保證高考公平”，讓廣大考生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從長遠看，這才是對31名考生的真正愛護。

我不知道“教育部有關負責人”是出于什么目的，發(fā)表背離教育部通知精神同時挑釁公眾道德底線的講話。

在這個問題上，“有關負責人”和重慶方面一樣，有責任自證清白，以撇清和造假者的瓜葛。

我們最不愿看到的是，明天教育部又站出來辟謠，說“有關負責人”以上論調(diào)純屬假新聞，是媒體誤報云云。如此，受損的只能是教育管理部門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