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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少女賣淫”案在短暫的輿論狂歡之后，迅速低調收場。最新一期《南風窗》雜志首次報道了云南官方對此案的調查結果，這時距相關通報發(fā)出已經(jīng)快一個月時間了。對于一個備受關注的新聞來說，這是極不正常的現(xiàn)象。

看了這個以云南省紀委、省監(jiān)察廳聯(lián)合調查組名義發(fā)出的文件中的“責任追究和處理建議”，你心頭的上述疑問就會釋然，因為這個調查組重點查處的正是報道新聞的媒體。據(jù)悉，這個案件及其查處結果，在云南成為不折不扣的敏感話題，當?shù)孛襟w上沒有任何報道，也沒有人愿意在公開場合談論。

聯(lián)合調查組確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警方的確抓錯了人(編注：《南風窗》報道引用知情人士的話說，警方也聲稱“因為被對方臨時換衣服蒙騙而錯抓了少女”)。而且，聯(lián)合調查組還確認警方“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執(zhí)法程序不規(guī)范不完備、涉案財物監(jiān)管不規(guī)范及弄虛作假應付調查”。不僅如此，“在文件中，調查組已經(jīng)查明王家橋派出所存在利用強制性病檢查與醫(yī)院合作實現(xiàn)‘收費與返還’的情況，還有對抓捕賣淫嫖娼罰款有提成獎勵等情況”。然而，建議處理的警方人員“級別很低”，只限于基層派出所的層面，連區(qū)公安分局的領導都沒有涉及。

受到重點查處的，是昆明的媒體。四家市場化報紙中，有三家被建議處分。三位總編輯或副總編輯分別負有“主要領導責任”、“重要領導責任”及“直接責任”，而更上級的報業(yè)(出版)集團的分管經(jīng)理，也被“誡勉談話，責成寫出深刻檢查”。

尤其令人驚訝的是，在這份處分建議中，云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的名字赫然在目。伍皓曾經(jīng)因為組織網(wǎng)友調查“躲貓貓”案而成為新聞人物，隨后又因實名發(fā)帖討論“少女賣淫”案而備受關注。

在那場討論中，盡管披露了昆明警方的工作瑕疵，但是伍皓更嚴厲地斥責了有關記者的報道，也為警方及相關部門的形象進行了辯護。顯然，他的騎墻行為并不討好，有官員還指責他“工作觀念過于超前，會把云南引入輿論災難”。因為他“在把握宣傳方向、輿論導向方面負有一定領導責任”，所以被建議“談話提醒”。

簡而言之，這個調查組認為，警方為了集體創(chuàng)收和個人提成獎勵，錯誤地抓人、罰款、拘押、逮捕，都是小問題，遠遠不如媒體報道這些問題的危害更大。媒體報道的硬傷是誤報“處女膜檢查報告”(有記者仍然存疑，但是沒有機會采訪報道了)，但是他們所犯錯誤顯然不止如此，還有“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執(zhí)行有關宣傳紀律”。顯而易見，假如媒體不去報道，就算警方抓錯了人，“簡單粗暴”地關人打人，說不定也不會有人建議給予處分。再進一步說，假如媒體不去報道，可能連警方這些錯誤都不存在，抓錯了也沒啥要緊，利用抓捕賣淫嫖娼來創(chuàng)收，那也沒有問題，云南的形象依然完美無缺。

事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怎樣宣傳，這是一些官員長期以來的思維定勢。他們甚至把是非混淆、黑白顛倒當作宣傳戰(zhàn)役的勝利，教育人們?nèi)鲋e不用臉紅。這使得一些報道成為厚黑學的教材，社會成為潛規(guī)則的賽場。一些官員理直氣壯地認為，警方枉法不會導致危險，而媒體報道會帶來災難，這是一種什么樣的觀念？

具有反諷意味的是，在此之前，伍皓反復大談宣傳部工作的轉變，認為“盡快地揭示真相、發(fā)現(xiàn)真相、探索真相、呈現(xiàn)真相”，“滿足公眾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及監(jiān)督權”是宣傳部的職責。更早的時候，昆明市委書記仇和號召各黨政部門要主動接受輿論監(jiān)督，稱“新聞媒體是我們的保健醫(yī)生”。很多人都以為，云南已然成為媒體開放的前沿。為什么在一夜之間，可以來一個360度的大轉彎，連一個熱點案件的后續(xù)情況都不能披露和討論呢？這足以讓人警醒，輿論革新是不是某個地方官員開明一點就可以給出的免費午餐？

在昆明“少女賣淫”案中，媒體報道并非沒有值得檢討的地方。比如在同情當事人的情況下，如何更準確地把握事實？當警方不肯配合披露事實的時候，記者該如何報道？等等。但是，媒體報道的錯誤，應該通過更多的報道來矯正，而不是默不作聲，或者聽從指令。

而且，要處分媒體，可以參考著名的言論案件“沙利文”案中，布倫南法官所確立的“實際惡意”原則。此案中，布倫南法官在法律史上留下了這樣的著名論斷：“于傳播資訊之過程中，要求傳媒所及之任何事實均屬正確無誤，恐非易事。對以此為業(yè)者，此種天衣無縫之要求標準，更系難如登天，對被告極為不利”，“尤其原告為公務員，……妨害名譽之法制即可能成為政府打擊異己之利器”。

令人遺憾的是，在昆明“少女賣淫”案的處理中，云南官方通過紀檢系統(tǒng)來實施，避開了司法途徑，昆明的媒體連站在被告席上的機會都沒有。(作者系資深媒體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