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紅櫻、郭敬明、鄭淵潔分別以2500萬元、2300萬元、1950萬元的年版稅收入成為2010年作家富豪榜的三甲；有的魯獎獲得者有超過50萬元的進賬；林賢治獲得“在場主義散文獎”30萬元
《成都商報》近日發(fā)布2010年度作家富豪榜，楊紅櫻、郭敬明、鄭淵潔分別以2500萬元、2300萬元、1950萬元的年版稅收入成為今年作家富豪榜的三甲，他們三人均已連續(xù)三年位居中國作家富豪榜三甲之列，并且輪流占據(jù)這三年作家富豪榜的榜首位置。
在此之前，文學被“金”光照耀，是在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除組委會大幅提高獎金外，各省市還有額外獎勵，有的獲獎者能獲得超過50萬元的進賬。文學豐收的景象不止于排行、頒獎，一些文學期刊一改窮酸模樣，近來紛紛大幅提高了稿費標準。文學真的“闊”了？
忽然想起中國作協(xié)主席鐵凝女士剛上任時，針對作家洪峰上街掛牌乞討的現(xiàn)象，在《中國青年》雜志上發(fā)出“一個大國養(yǎng)不起作家是悲哀”的感嘆，僅僅三年時間就時過境遷，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啊。彼時，筆者在《中國青年報》撰文，說“一個大國的作家不需要國家供養(yǎng)”，筆者沒有要和鐵主席“打擂臺”的意思，只是想說明，只要是真正的作家，首先，一個大國是養(yǎng)得起他們的；其次，一個大國的作家是有法子養(yǎng)活自己的。
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是一個多么廣闊的市場，如果作家還要哭著喊著求國家來供養(yǎng)，別提有多丟臉了。楊紅櫻、郭敬明、鄭淵潔等能養(yǎng)活自己，英國作家J.K·羅琳、奧地利作家布熱齊納、美國作家丹·布朗在中國市場分得一大杯羹，靠的是把準了市場的脈。
中國的文學“市場”細分下來，無非傳統(tǒng)供養(yǎng)制和稿費、版稅。供養(yǎng)制也是市場的一部分，按鐵主席的意思，一時半會兒還不會取消，這至少說明目前它還“被需要著”，定點、定時供應，產銷有保障，昂揚主旋律；而稿費與版稅，則取決于作品的市場價值。事實已證明，不止是暢銷書作家有市場價值，嚴肅文學作家如鄭淵潔、楊紅櫻等，更是前景無限。他們的作品廣受讀者歡迎，經得起市場檢驗。而郭敬明這樣精明的暢銷書作者，不僅會“賣土豆”，還會“賣薯條”，開發(fā)了“土豆”的附加值。
除供養(yǎng)及稿費和版稅之外，另一個市場就是各項文學大獎。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一改往屆的寂寞與孤獨，引起廣泛關注與爭議，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在獲得李嘉誠500萬元的贊助后，“含金量”大幅提高。有一種觀點認為，文學獎項要“保持純粹”，就不能提高“含金量”，就要拒絕商業(yè)文化的入侵。實話說，筆者不贊同這個觀點。如果有些人在觀念中還將文學作品衍生出的影視、游戲等文化產品視作商業(yè)文化而與“嚴肅文學”、“純粹文學”對立，那么，只能說明時代進步了，而他們的觀念、思維、意識及世界觀都落伍了。
至于有人質疑獎項的公信力，尤其是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獲得魯獎后的輿論嘩然，說明還沒能厘清“文學市場”的概念。作為“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個獎項都有設獎的宗旨，這是特定的需求，在特定的程序內操作與交易，提供特定的產出，并不存在公平問題。車延高獲獎，意味著他滿足了組委會這個特定市場的需求，正如3年前湖南作家黃輝被重慶富婆紅艷以協(xié)議的方式“包養(yǎng)一年”一樣，是一種自恰平衡的供需關系，你可以認同，可以不買賬，但要談公平，就沒道理可講。
解決獎項的公平問題，就需要更多的獎項在市場中競爭。魯獎、茅獎等獎項在讀者、公眾心中的位置是獎項的市場，公眾不買賬，說明供給不能滿足消費預期，這些獎項自然會調整其營銷策略和設獎宗旨及程序。有意味的是，魯獎頒發(fā)不久，由民間贊助的“在場主義散文獎”同樣引起公眾關注，而與前者不同的是，這個單項獎卻獲得業(yè)內業(yè)外人士的一致好評。獲獎者林賢治攬得大獎，并獲得30萬元的實惠，可謂實至名歸。
林賢治及“在場主義散文獎”注定要成為文學獎項市場的風向標，它既不同于官方獎項，也不同于某些自命清高的學術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獎，其贊助方來自市場，其評委會成員也來自公眾認可的業(yè)內人士，更重要的是，評委機構堅持了獨立性。一個獎項能走多遠，在公眾心中位置是高是低，取決于組委會對獨立性的堅持，對文學價值的堅守。如是，才能在獎項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李鴻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