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如果公眾特別是弱勢群體維權渠道暢通，維權成本低廉，執(zhí)法部門樂于跟他們撐腰，他們又何必冒著被輿論詬病，被治罪的風險去堵門、跳樓呢？我以為，多數過激維權者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過激維權頻繁上演實際上說明百姓對政府存在許多權利渴望，而政府給他們提供的訴求表達渠道不暢通或者說遠遠不夠，他們才借過激方式維權吸引社會與政府注意，為他們主持公道。過激維權事件頻發(fā)還說明社會存在不少不和諧的音符，提醒政府加強管理，提高工作效率，減少不和諧事情的發(fā)生幾率，及時化解矛盾。如果矛盾積壓、發(fā)酵，再急于滅火，很可能是火上澆油。

因此，在對過激討薪事件處置的問題上，有關部門除了提醒討薪者合法維權外，在考慮追究過激討薪者法律責任時須謹慎行事，不能因治罪應對過激討薪起到威懾作用就沾沾自喜。而且，相關職能部門應該有所作為，化解公眾過激討薪的動機。如果職能部門提供了廣泛、便捷、經濟的民意訴求平臺，如果相關工作人員日常工作到位，用人單位利潤血管里流淌道德血液，不用祭出“治罪”狠招，過激討薪事件也會逐漸減少。反之，如果弱勢群體訴求渠道不暢通、不便捷，即使用治罪這樣的“狠招”堵住了弱勢群體的過激討薪之路，也不是和諧社會的應有之義。

一言以蔽之，政府面對過激討薪事件不能頭痛醫(yī)頭，更不能頭疼醫(yī)腳，而應該把應對討薪事件的重點轉移到防范欠薪上來。如果政府建立了保護勞動者權利的長效機制，過激討薪事件也會逐步淡出我們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