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證據(jù)證明的情況下，應當認為救助人不是侵權行為人，而是好心施救；只要救助人盡到通常注意義務的，不對救助不成功的后果承擔責任。1月初，《深圳經濟特區(qū)助人行為保護條例（草案）》公開面向社會征求意見后，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

說到保護施救者，不得不再提2006年那場案件雖小、影響巨大的“彭宇案”。在原告與被告雙方都無確鑿證據(jù)的情況下，案件最后以和解收尾，彭宇“補償”徐老太1萬元。案件經過媒體廣泛報道之后，引發(fā)社會對老人摔倒在地該不該扶的大討論。

其中，一家門戶網(wǎng)站發(fā)動相關投票，有13萬名網(wǎng)友參加，62.54％的網(wǎng)友選擇了“絕對不會，怕惹麻煩”；有33.45％的網(wǎng)友認為，應該先理性判斷，再作決定；僅有4％的網(wǎng)友覺得，肯定應該扶老人，認為“這是起碼的公德”。而此后一系列同類事件，老人跌倒之后無人敢扶，包括“小悅悅事件”，都從側面印證了“彭宇案”負面影響之巨。

“彭宇案”撲朔迷離，究竟彭宇是見義勇為者還是肇事者已無從得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假使法院秉持在雙方證據(jù)不足的情形下優(yōu)先保護施救者的原則，來個“疑罪從無”，放彭宇一馬，也許會“委屈”徐老太一個人，但卻對整個社會道德的影響卻是正面的、深遠的。也許，后來許許多多的“徐老太”就不至于陷于摔倒在地而無人敢扶的困境了。

誰都不愿意看到道德滑坡，殷鑒在前，又無可奈何。在此情形下，深圳出臺“條例”，參照刑法上無罪推定原則，采用了無過錯推定原則，著力保護好心的施救者，從法規(guī)上給好心人穿上“護身符”，保障更多的人在他人危急關頭敢于挺身而出，從而提升整個社會見義勇為的水平，值得嘉揚。當然，法規(guī)也可能存在漏洞，譬如肇事者在證據(jù)不足時成為“見義勇為”者，但“放過”比“殺錯”對公共福祉的傷害要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