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漢擬對未婚媽媽征收高額罰款的新規(guī)引發(fā)了巨大爭議。新規(guī)要求，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對方有效證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標準的2倍，繳納社會撫養(yǎng)費。

這一新規(guī)漏洞頗多，例如有專家就說，“明知”二字如何界定？譬如有的知道但隱瞞，有的確實是女方被欺騙了等等。而社會各界更多地是從情理和殺傷力層面拷問：一問：造成未婚媽媽生育的男方該怎么約束，有處罰措施嗎？二問：對未婚媽媽罰款會不會致墮胎或棄嬰增加？三問：罰款究竟能解決多少問題？罰款更多是約束窮人？四問：罰款如何管理，去向能否公開？

從計生部門出臺政策的初衷來說，也不能武斷地指責他們“激情殺人”。未婚媽媽問題的確越來越成為地方計生部門的心病。目前尚無權威部門統(tǒng)計，但有資料顯示，我國未婚先孕、未婚先育的比例，以每年10%至13%的速度遞增，而且越來越呈現(xiàn)低齡化的趨勢。這一爆發(fā)趨勢與歐美等國相似。美聯(lián)社5月最新調查顯示，42%的美國未婚先育女性愿意單獨撫養(yǎng)孩子。

當然國外的情況和我們有很大不同，歐美未婚媽媽作為弱勢群體，受到各界更為強有力的保護。在我國，因為牽涉到文化背景，情況較為復雜。不過正因為復雜，更不可逃避。

武漢以罰代管的舉措更像是一種逃避。未婚媽媽未婚先孕的原因很多，并不是每個人都奔著超生而來。對于違反計生政策的，目前當然有懲罰的必要；但如果本人也是受害者，那社會就有關懷的必要。但是目前這一群體不僅在政府救助體系之外，而且民間的救助也步履維艱。

問題是，未婚媽媽同時也是社會管理的問題。調查顯示，未婚媽媽群體中，赴深圳、廣州等務工女性占較大比重。與近來日益引發(fā)關注的農民工“臨時夫妻”問題相似，不可能一罰可以了之。從不久前未婚媽媽狠心殺害嬰兒的極端事件，到前幾日告破的嬰兒遭遺棄廁所事件，系列慘狀屢次撕裂社會倫理的底線，相關的法律、政策、道德問題的考量恐怕也在相關部門的能力之外。

未婚媽媽是一個隱秘而龐大的群體，如果我們現(xiàn)在僅僅在超生問題上糾纏，而放棄救助、寄養(yǎng)、收養(yǎng)、教育、心理疏導等等系列社會工程，那么若干年后我們將很難面對心靈的拷問。請多點對弱勢群體的婦人之仁，又有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