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長被選為“文化符號”與我們?nèi)绾谓?jīng)營城市，如何在施政中保持對文化的敬畏有關。這是所有施政者都應該考量的問題。

據(jù)媒體報道，近日山西省展開了大規(guī)模的“十大文化符號”評選活動，參與網(wǎng)上投票者踴躍。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目前太原市長耿彥波所得票數(shù)力壓晉祠、關公、黃河、老陳醋等著名本土文化產(chǎn)品，遙遙領先。

市長成文化符號，實在“魔幻”。山西自古人文薈萃，文化底蘊豐厚，可以代表地域文化內(nèi)涵和成就的符號不可勝數(shù)。相信投票者們對于什么足以代表山西文化的驕傲，了然于胸。為什么選擇市長，值得品味。

網(wǎng)友們選擇耿彥波，顯然與其主政大同期間令人印象深刻的施政有關。耿彥波主政大同5年，強力推動規(guī)模宏大的大同古城復建，大同城市面貌的改觀，刻有深深的耿式印記，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不小爭議。轉任太原以后，耿彥波繼續(xù)打造新的城市文化形象，其孜孜以求的身影與綿延不絕的爭議，共同構成了施政意志與文化制造的互動圖景。應該說，這幅圖景，具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

從反映文化制造的現(xiàn)實性說，將耿彥波列入文化符號候選名單，并無不可。但是，這并不代表市長就是比晉祠更合理的文化符號。誠然，歷史上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chǎn)，多與當時施政者的作為有密切關系。今天人們還在津津樂道的“蘇堤”“白堤”“左公柳”等等，就是時任地方主政者的政績體現(xiàn)。官員與文化的嫁接，既是中國式文官制度決定的，也是權力體系的高度集中決定的。但是，在這些文化符號中，官員也是作為文化載體的背景出現(xiàn)，自身并不起載體作用。左宗棠、蘇東坡、白居易們成為文化符號，是其自己的文化行為決定的，而不是施政行為。

網(wǎng)友們選擇市長做文化符號，不是不懂行，其中暗藏著消解文化符號本身意義的主觀故意。這種消解，當然可以視作網(wǎng)絡流行文化與一項官方主辦的嚴肅評選活動不“兼容”，是一次協(xié)同制造的“網(wǎng)絡玩笑”，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透露出的是民意的普遍期望。

期望施政者打造城市文化形象之時，不要破壞原有的文化痕跡，稀釋真正的文化底蘊。借打造文化之名糟蹋文化，借城市開發(fā)之名破壞文化，過去并不鮮見。這方面的教訓，不應該總是汲取。

期望施政者在打造文化形象時，能夠依法辦事。城市改造，涉及方方面面。土地開發(fā)是否合理，拆遷征地是否公平，工程質量是否有保證，能否不再出現(xiàn)爛尾等等，無不牽涉百姓切身利益。放政者的強力推動，固然是提高行政效率所需，但是依法辦事，更為關鍵。

更廣泛地看，市長被選為“文化符號”與我們?nèi)绾谓?jīng)營城市，如何在施政中保持對文化的敬畏有關。這是所有施政者都應該考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