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簡潔，但簡潔有時會帶來歧義，同一句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讀，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解讀，《論語》里孔子所說的“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便是典型一例。

據(jù)楊伯峻《論語譯注》，這句話的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確的議論，禍害就可以消滅了”。這里，“攻”作“攻擊”解，“已”作動詞“停止”解。

然而，許多人不同意這種解釋，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把“也已”作為語氣詞，于是這句話就譯成“攻擊不同于你的異端學說，那反而是有危害的”，正好與楊譯相悖。李澤厚認為，“這可以表現(xiàn)儒學的寬容精神：主張求同存異，不搞排斥異己。”

還有學者把“攻”解為用功的“功”或治學中的“治”，又帶來第三種解釋：學習異端邪說或從事于不正確的學術(shù)研究，是有害處的。

最有趣的理解也許來自著名英國漢學家威利（Arthur　Waley）。他在英譯中認為這是以織布作喻，“攻”作“織”解，“異端”指“不同的線頭”（different　strand），于是有了這樣的英譯：織不相干的線頭，毀了整塊的布。（He　who　sets　to　work　upon　a　different　strand　destroys　the　whole　fabric）什么意思？大概強調(diào)要心無旁騖從事仁道吧，接近第三種解釋。

翻譯大家傅雷說，“東方人與西方人之思想方式有基本分歧。我人重綜合，重歸納，重暗示，重含蓄；西方人則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蓖g之奇，也許正是中西思維方式不同的表現(xiàn)。《論語》里還有一處提到，孔子向衛(wèi)國大夫遽伯玉的使者問起蘧伯玉近況，使者說其“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想減少過失卻尚未做到。

古文簡潔帶來的歧義，在某種程度上也豐富了古文的思想內(nèi)涵。上面的幾種理解似乎都有道理，不管孔子的原意如何，這些說法都在中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影響，我們只能根據(jù)自己的理解和喜好來取舍了，當然也不妨絞盡腦汁，再創(chuàng)一說。其實，古人之所以能“六經(jīng)注我”，正有賴于文字歧義帶來的模糊空間，像康有為就通過注《論語》將一心“夢周公”的孔子改造成維新變法的“教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