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購物過程中,很多中國人都喜歡講價,但有些地方的政府采購卻是“價格越高越好”。據(jù)媒體報道,河北某地政府在招標一個綠化項目時,放棄本地產的幾百元一棵的楊樹,從南方引入胸徑40厘米左右的大銀杏。這些銀杏樹出廠成本數(shù)千元,長途跋涉運到河北后,每棵樹的費用變成了5萬元。此前也有類似報道:某地引進的一株普通榕樹,賬面上身價高達10余萬元；還有一些地方,實際支出60多萬元的城市綠化工程,賬面支付款卻“瘋漲”到了150多萬元……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一公就貴”現(xiàn)象?我想,原因無外乎以下幾點:

一是財政經費增加了。隨著經濟發(fā)展,財政收入不斷增加,各地綠化經費也“水漲船高”。比如,2011年底,上海市調整了浦東新區(qū)公園綠化養(yǎng)護定額,四星級公園按一級綠地30.59元/平方米/年標準調整,而原來一級綠地的經費標準只有11.34元。媒體報道稱,浦東新區(qū)公園的養(yǎng)護經費原來是1090.52萬元/年,定額提高后年度養(yǎng)護經費2182.82萬元,增加了1092.3萬元。增加經費擬由城市維護費中安排877萬元、由農林資金安排215.3萬元。

二是要錢容易了。財政收入增加,除綠化經費增加之外,綠化的工作經費也更容易申請了。比如,為了進一步落實滄州市委市政府確立的“大干5年、全市增加林地150萬畝”的綠化奮斗目標,加大“三個百萬畝綠化行動”的推進力度,滄州市林業(yè)局就申請解決造林綠化工作經費10萬元,以確保綠化工程的順利實施。

三是監(jiān)管放松了。與辦公樓建設、地鐵工程相比,綠化經費往往是“小菜一碟”,很容易成為政府采購的“死角”,以及審計監(jiān)督的“空白點”。實際上“高價綠化”在2006年就已成為關注焦點,當時,時任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表示,要堅決制止“高價建綠”的不良傾向,堅決制止急功近利、貪大求洋的做法。但從2006年以來的“綠化腐敗”案件來看,很多“綠化人”都把仇保興的話當成了耳邊風。這些年,“高價綠化”不是少了,而是越來越多。原因只有一個,就是監(jiān)管不到位。

四是官員膽子大了。從2008年后,杭州市在三年內投資1600億元用于城市建設,與此同時杭州市工程建設領域違紀違法案件也在增加。有辦案人員把“城建腐敗”的特點概括為“三多一高三化”——“三多一高”,即受賄案件多、串窩案多、涉及部門多,涉案金額高；“三化”,一是潛伏期長,腐敗趨于隱蔽化,二是能力較高,腐敗趨于智能化,三是手法更新,腐敗趨于迂回化。隨著反腐敗力度的加大,雁過拔毛的“老虎”與“蒼蠅”越來越多地被揭露出來。

五是老板膽子更大了。為爭到園林綠化工程,有的老板可以說是不擇手段。自2005年7月起任古城區(qū)園林綠化管理局局長的趙桂強,在麗江市城市園林綠化工程發(fā)包和實施過程中,先后多次非法收受賄賂款物共計55萬余元。法院認定趙桂強多項受賄事實中都有不法人員的身影:2010年至2012年1月,麗江紅太陽園林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某在承包園藝綠化工程中先后4次行賄趙桂強共計22萬元；2011年至2012年1月,麗江市古城區(qū)束河辦事處安樂村和某在實施古城區(qū)園林綠化管理局發(fā)包的部分園林綠化工程中,3次行賄趙桂強2萬元、1萬元、5萬元……

六是政績觀扭曲了。不顧財力,不顧民生,過分追求城市的“靚麗”,是一種扭曲的政績觀。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教育與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指出,貪大求洋、南樹北種等愈演愈烈的“綠化奢侈病”,脫離了園林綠化的本意,一些領導干部把園林綠化當成長袖善舞的工具,不僅造成浪費,還為腐敗留下了空間。

最近,中央巡視組點名批評江西造林綠化“一大四小”工程。歷時4載、耗資數(shù)百億元,因為戴著“一號工程”的帽子,這場“脫離實際”“好大喜功”的工程得以強力推進。在巡視中,地方因為種樹挨批的不多,這足以說明問題的嚴重性,而江西并不是一個富裕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