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草案）》明確，中小學、幼兒園、醫(yī)療機構工作人員在工作中發(fā)現家庭暴力情況或疑似家庭暴力情況的，須及時向公安機關報案，未按規(guī)定及時報案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8月25日《長沙晚報》）

“學校、醫(yī)院發(fā)現家暴不舉報或將擔責”，這一新聞昨日一經傳播，就立即成為熱門話題，有網友甚至用“民心所盼”來表達力挺之意。事實上，對家暴說“不”，近年來我國的法律一直在持續(xù)發(fā)力。比如，繼2001年的婚姻法首次明令禁止家庭暴力后，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等四部門聯合發(fā)布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明確了知情人有權利和義務對家暴行為及時報案。此次，反家暴法草案進一步明確“發(fā)現家暴不舉報或將擔責”，無疑是在反家暴上的又一次法治發(fā)力。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本應充滿溫馨，但卻被家暴傷得很深。一項最新權威數據表明，我國至少有0.81億個家庭存在家庭暴力，約占全國家庭總數的三成，同時至少有10萬個家庭不堪家暴而最終解體，且90%施暴者為男性。家暴不僅使受害者身心備受摧殘，被加害者或受“家庭暴力文化”浸染的未成年人，也極易成為潛在施暴者。在以往的新聞報道中，我們不難發(fā)現，一些受害者包括未成年人因長期遭受家暴而心理畸形，甚至滑入犯罪深淵。比如上海56歲的施某不堪30年家暴，去年5月20日凌晨舉起鐵錘砸向熟睡中的丈夫張某，辯護律師稱她就是因“受虐婦女綜合征”暴發(fā)而犯罪。

家暴成為法治背景下的社會隱痛而難以祛除，原因何在？首先，受“家丑不外揚”舊觀念的影響，遭受家暴的家庭弱勢成員，大多寧愿獨自咽下苦和淚，也不愿意拿出法律武器求公道。此外，諸如精神暴力、經濟家暴等冷暴力，傷人于無形，維權不易，取證更難。特別是，在目前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中，尚無明文規(guī)定“對治家暴有責任的單位和責任人不作為將問責”，使得一些本來就奉行“對家事避而遠之”理念的單位和責任人，借“清官難斷家務事”之名，漠視家暴行為，直接導致一些家暴行為綿綿不斷，成為整個社會的隱痛。

“學校、醫(yī)院發(fā)現家暴不報案或將擔責”，無疑是治家暴的重要舉措。家庭弱勢人員中，無論是小孩、還是老人或婦女，遭家暴受傷后，除了求醫(yī)或上學外，大多別無其他的求助或逃避方法，因此最容易被學校老師及醫(yī)院醫(yī)生發(fā)現。在發(fā)現家暴方面，這些機構與個人具有明顯的職場優(yōu)勢，一則他們有機會與家暴受害者“近距離接觸”，二則均有責任保障學生或患者的身心健康。倘若他們對家暴“熟視無睹”的話，無疑是對家暴行為的公然縱容，也有悖其職業(yè)道德。

當然，反家暴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需要醫(yī)生、教師等專業(yè)工作者摒棄陳舊觀念，認識到家暴不再是“關上門的家務事”，更需要社會各方合力圍剿，協力遏制，久久為功。但是，用法治為家庭成員中的“弱勢人員”筑成安全網，無疑將是遏制家暴行為最持久最強大的力量。（屈金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