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贖買”，買方是勞動人民以及他們自己的國家，賣方是民族資本家，執(zhí)行這種“贖買政策”的是被稱為“人民公仆”的國家干部。倘若“車改”也是“贖買”，“買方”也是人民及其國家，執(zhí)行這種“贖賣”政策的也是被稱為“人民公仆”的國家干部，那么，“賣方”是誰，不也是享有那種“待遇”或“特權”的被稱為“人民公仆”的國家干部嗎？B代表A來給B以“贖買”本來A并沒有授予B的“特權”所需的“補償”，給多給少，全都由B代表A來敲定。如此“贖買”，豈不詭異？

按照“坦言”之邏輯，對“大多數(shù)干部”來說，“象征一種待遇”的不僅是公車，還有其他種種“公”字頭的消費，通常說的是包括公車使用，公款吃喝，公費旅游在內(nèi)的“三公消費”，這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其改革是否也都需要給予“差異性的補償”，比如說，改革“公款吃喝”，每月給予數(shù)千元的“差異化的補償”；改革“公費旅游”，每年給予數(shù)萬元的“差異性”的補償，籍以“減少改革的阻力”？在這“三公消費”之外，還有別的公款消費，諸如“公款嫖娼”之類，是否也得照此辦理？

前些年搞“陽光工資”，在公務員大幅度提薪之后，說過以后不準再有任何工資外的補貼了的。那么，這種“差異性的補償”，算不算是工資外的補貼？在拿了“陽光工資”之后，還可以再拿大筆的“車改補貼”，人們是否有理由懷疑，拿了“車改補貼”之后，無須多久，又會有公車私用死灰復燃。想要巧立名目，還怕沒有說辭？

看來，想自己抓著自己的頭發(fā)離開地球，確是癡人說夢。一個“車改”就有那么多糾纏不清的花樣，卻又惶論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