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只是個案，貪官“潛伏”也反映出制約權力、完善機制、公開透明的緊迫與必要

從1991年到2009年，走過19年貪腐之路，江西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縣委原書記湯成奇，近日被一審判處死緩。貪污3901萬余元、受賄350余次，這一腐敗個案再次讓人思索：從開始貪腐到受到查處，少數貪官的“潛伏期”為何那么長？

與漫長潛伏期相伴的，是湯成奇平坦的仕途。從鎮(zhèn)長助理到鎮(zhèn)黨委書記、開發(fā)區(qū)管委會主任，再到副市長、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帶病任職”。而且，湯成奇的腐敗還是“全能型”，既涉及土地征用、建筑工程承接、國家專項補助資金撥付，也涉及職務升遷、工作調動、就業(yè)等人情往來。

照理，潛伏期就是貪腐期，時間越長越容易留下線索、露出馬腳。但為什么湯成奇這樣的少數貪官，卻能夠一次次逃脫“被發(fā)現”，從小螻蟻變成了大巨貪？

究其原因，一方面，潛伏期能讓他們積累政治資本，產生暈圈效應，群眾與相關機構因此放松警惕。湯成奇創(chuàng)造“南昌速度”、博得“經濟能人”名頭，都可能成為掩蓋陰影的光環(huán)。另一方面，長期的潛伏也讓他們有更從容的時間編織關系網絡、掩蓋犯罪證據，甚至會因不斷上升的權勢獲得更大便利。湯成奇通過“皮包公司”套現權力，可為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