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革命教育的認識

孫中山等資產階級革命派認為：世界已經發(fā)展到民權時代，我們便不能不順應世界潮流而實行革命，任何違反潮流的抗拒，終歸要失敗。革命是壓倒一切的當務之急，絕不可以等到“開民智”之后才去實行，腐敗政治是不會允許教育工作正常開展的。對此孫中山先生對建議革命暫緩進行的嚴復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實行家也?！盵3]P453-454

孫中山指出，改造中國的第一步方法“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3]P473-474但是中山先生反對把教育與革命進行簡單的對立，強調教育的功能發(fā)揮應該圍繞革命工作而展開，十分重視教育在宣傳三民主義革命理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要求用三民主義思想武裝人們的大腦，以其形成強大的“群力”，去奪取革命和建設事業(yè)的勝利。中山先生認為，革命能否成功，不在于專恃武力，而在于革命的“主義”能否為百姓所理解、接受和歡迎。“到了現(xiàn)在，人類的政治思想極發(fā)達，民權的學說極普遍，更不可專用兵力。必要人人心悅誠服，都歡迎我們的主義，那才容易成功。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盵3]558-560 “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后始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為先，救窮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jié)，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yè)發(fā)達，民生暢遂，此時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盵3]P228

鄒容在《革命軍》中大聲疾呼以“革命之教育”來培養(yǎng)“革命之健兒，建國之豪杰，流血之巨子”。他認為革命教育應樹立三種觀念：國家民族觀念，平等自由觀念，政治法律觀念；養(yǎng)成四項品質：“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獨立不羈之精神；冒險進去，赴湯蹈火，樂死不避之氣概；相親相愛，愛群敬己，盡瘁義務之公德；個人自治，團體自治，以進人格之人群。”[2]P353

資產階級革命派通過和維新派、保守派等辯論，深刻認識到“教育救國論”、“教育獨立論”的迂闊不切實際。中國要走上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革命是中國唯一的出路。要實行三民主義革命，必須有三民主義的革命宣傳。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3]P560

（三）資產階級革命派革命教育思想對早期共產黨人的影響

早期的共產黨人主體是新知識分子，這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群體性特征如出一轍。這批早期的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革命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們或曾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派所從事的革命事業(yè)，成為其中的一員，思想上受其影響，行動上積極參與；或者雖未親身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但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他們所受的影響主要仍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所宣揚的民主革命理論，并通過資產階級革命派出版的大量革命刊物完成思想啟蒙。據(jù)相關統(tǒng)計，1895～1911年間，海內外各地各種革命書報“約千數(shù)百種”。如此規(guī)模的革命書報在近代出版業(yè)剛剛興起的中國，對于主要借助新媒體獲取智識的新知識群體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早期共產黨人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斗爭的有陳獨秀、吳玉章、李大釗、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杰出代表。以陳獨秀為例，陳出生于1879年，比較完整地感受及經歷了清末民初政治與思想的大變動，其思想也幾度飛躍，常變常新，呈現(xiàn)由改良派、革命派而共產主義派的發(fā)展軌跡。而與陳獨秀、吳玉章等辛亥革命親身參與者有所不同，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瞿秋白等人的經歷則代表了早期共產黨人與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另一種關聯(lián)。以毛澤東為例，毛澤東1910年入讀湘鄉(xiāng)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其間閱讀《新民叢報》等康梁派書報，思想傾向維新。1911年春，考入湘鄉(xiāng)駐省中學讀書。在那里，首次讀到革命報刊，知道革命黨人的事跡，“激奮之下，寫一篇文章貼在學校墻壁上，第一次發(fā)表自己的政治意見，主張由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組織新的政府，反對專制獨裁的清王朝”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毛澤東投筆從戎，成為駐長沙起義新軍二十五混成協(xié)的一名列兵。民國后，身為學生，心憂國事。1918年4月，與蔡和森等組織新民學會，呼應新文化運動。10月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助理員，開始接觸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

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和資產階級革命派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他們或曾參加過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起義；或是徜徉在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出版刊物中完成思想啟蒙的，因此他們對于社會的認識，對于革命的認識和革命教育的認識無不受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