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

大學內遷，不是簡單的逃難，而是在戰(zhàn)火中堅持教學與科研。憂患之中，為中國戰(zhàn)后重建與發(fā)展儲備了大量人才。

在戰(zhàn)火紛飛、物資極端短缺的嚴酷環(huán)境中，遷徙中的大學非但維持著正常的教學秩序，甚至還得到了擴張。戰(zhàn)爭結束時，中國大學由１０８所增加到１４１所，學生從４萬多增加到８萬多。

在烽火年代，對待學習，戰(zhàn)時如平時。以浙江大學為例，浙大三遷廣西宜山，新建草棚作臨時教室，師生于此安心教學１４個月，直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５日遭遇敵機轟炸。如此緊張的局面，大學也就停課三天，還專門記錄在案，可見校方對于學業(yè)的重視。據校方介紹（１９４１年），抗戰(zhàn)以來，浙大由杭州至建德、吉安、泰和、宜山、遵義，每學期實際上課周數平均在１８周左右，如果加上繳費注冊選課等時日，近２０周。這等于說，浙大在遷徙過程中不曾停課。

西南聯大北京校友會常務副會長、９３歲的胡邦定，１９４２年考上聯大歷史系。他是在重慶參加考試的，由于時局危險，“一個小時內如果有警報重新考，一個小時后轟炸的話考試有效”。

胡邦定回顧了當年師生們“苦中作樂”的經歷：１９４２年１月，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孔祥熙家人回重慶，帶狗乘船，而當時一些國寶級人物都沒有位置上船?！洞蠊珗蟆钒l(fā)文討孔運動。教授中國通史的吳晗如是評之：“南明有蟋蟀相公（玩蟋蟀的宰相馬士英），今有養(yǎng)狗院長。”胡邦定說：“吳教授引經據典講歷史，令人印象深刻?！?/p>

金岳霖不講教科書，讓自己看，上課提問，如果不準備會被問得很狼狽。

歷史系主任雷海宗教學沒有教案，只有一根粉筆，一個紙條都沒有，講究“歷史要活學活用”。

陳岱孫有兩塊手表。當時學生吃不飽，總盼著下課趕快去吃飯。陳先生說：“我有兩個手表，不會晚下課的?！?/p>

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的時候警報多，早上八點到十點，晚上四點到六點上課，其他時間躲警報。

弦歌在，證明信念還在，這也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關鍵。西南聯大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的教授，穩(wěn)定下來后，師生排除干擾，全力以赴教學、讀書。

“愛國主義情懷推動，同仇敵愾多難興邦?！焙疃ㄕf，大半個中國被日本人占領，成為激勵師生好好教書、讀書的動力；難能可貴的是，聯大鼓勵新思想，“學術無創(chuàng)造是死的”。

老師們把所有精力放在本科生的培養(yǎng)上，教學態(tài)度的認真超乎想象。這些學生戰(zhàn)后或直接走上工作崗位，或到國外進修。西南聯大一共出了１９０多個院士、４個外籍院士。他們的成績，證明西南聯大等內遷大學的教學質量是可以信賴的。

戰(zhàn)后西南聯大碩士畢業(yè)生楊振寧和本科生李政道被政府送到美國進修，分別榮獲諾貝爾獎。楊振寧多次提及，他到美國后發(fā)現，西南聯大的教學水平比美國好大學一點都不差。戰(zhàn)爭沒有停止中國大學前進的步伐，這里說的，不僅是學生數量，也包括學術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