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篇文章指出：近年來，新布達佩斯學派的狹義轉型論在中國再度升溫，凸顯了中國社會轉型問題上特別是“向度”問題上的重大分野：社會轉型是像廣義轉型論所主張的，是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即社會實踐結構不斷走向更加現(xiàn)代和更新現(xiàn)代的變遷，這一過程將成就中國的新型社會主義的豪邁實踐，還是像新布達佩斯學派狹義轉型論所主張的，社會轉型是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東歐、俄羅斯以及中國、越南等）向資本主義的轉變，中國社會轉型是“自下而上”地由現(xiàn)代社會主義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過渡。這一點導致了廣義轉型論與狹義轉型論在一系列理論問題上的分歧。廣義轉型論特有的一貫思想精神和理論邏輯，表現(xiàn)在對待經典學術資源的嚴肅性和責任感，恪守社會學應有的學術謹慎；表現(xiàn)在對現(xiàn)代性過程中不同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寬闊包容視域，肯定中國成長著的新型社會主義及其最新社會實踐；表現(xiàn)在對待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不俗眼光，“傳統(tǒng)的發(fā)明”與“現(xiàn)代的成長”是現(xiàn)代性的兩種面相；表現(xiàn)在對于現(xiàn)代化理論與發(fā)展社會學的中肯評價，特別是它們對當代社會學理論的曠世盛景和恢弘氣勢的特殊貢獻。廣義轉型論集中了21世紀社會學理論的如虹氣勢，將以對全球化時代的現(xiàn)代性和社會轉型研究，擁抱更加久遠的未來。
上述文章還涉及由這一重大分歧導致的其他分歧一系列的分歧，如用“斷裂社會”、“失衡社會”概括中國社會是否科學？“過程—事件”是否是科學方法？布洛維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是否真是馬克思主義等等。對這些問題，上述文章都做了不同程度的分析。
童 瀟：據我了解，您在五十年代就師從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肖前教授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并與劉少杰教授共同主編過《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史》，也是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社會學首席專家。近來，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教授提出了他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他認為，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社會”及“公民社會”的概念是缺失的，所以要把社會學與馬克思主義結合在一起，重建馬克思主義，建構“公共社會學”。您對他的觀點怎么看？
鄭杭生：我一直不認為布洛維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布洛維的研究有一個特點，就是喜歡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絕對化。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與市場經濟截然對立的，兩者在內容上是不可以融合的。所以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對市場經濟是天然否定和拒斥的。這樣一來，我們就走進了一個“二選一”的過程：要么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要么則選擇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按照這樣一種邏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果存在不同經濟成分，實行了市場經濟及相應的生產、管理、組織技術，就應當被視為了資本主義。這實質上，與上述的“后共產主義國家”、“國家資本主義”有很大的相似性，就是認為市場改革就是要走一道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道路。對此，正象我說過的，我們在上述文章中做過較為系統(tǒng)的剖析。
- 2009-10-21鄭杭生：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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