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石頭”與理論自覺

記者：經過大規(guī)模的留學和進修之后，中國的經濟學家重新融入世界主流經濟學，他們如何大規(guī)模地參與到政府決策中？

吳敬璉：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社會矛盾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第一，國有經濟繼續(xù)在國民經濟中起著主導的作用，支配著絕大部分經濟資源。這種經濟制度天然地傾向于用大量投資來推動經濟高速增長和國有企業(yè)的盈利；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貨幣超發(fā)和通貨膨脹，以致在1979年-1988年的十年中爆發(fā)了三次嚴重的通貨膨脹，特別是1988年中期那一次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全面搶購，敗壞了改革的名聲。第二，強大的命令經濟與處于從屬地位的市場經濟“雙軌并存”，形成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這使利用支配資源的行政權力謀私利的腐敗行為迅速蔓延。通貨膨脹和腐敗滋生引起了大眾的極大不滿，導致1989年的政治動蕩。

實際上，中國領導人早在80年代中期就意識到，中國改革不能停留在沒有預定目標的狀態(tài)。1984年中共中央全會的決定把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其要點是：1.“過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開，增強國有企業(yè)的活力”，2.“通過逐步縮小國家統(tǒng)一定價的范圍，適當擴大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的范圍”。但上述決定并沒有對改革的目標，即所謂“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做出清晰的界定。

好在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已經逐漸成長出一批具有現(xiàn)代經濟學素養(yǎng)的經濟學家。他們與國外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也十分活躍。于是，進入了中外經濟學家共同探索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新階段。

記者：進入新階段之后，成長起來的經濟學家做了哪些工作，成果如何？

吳敬璉：在這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的中外合作項目，是1984年世界銀行根據鄧小平的提議組織的對中國經濟的考察。在中方工作小組的支持下，世界銀行的國際專家團隊寫出了《中國：長期發(fā)展面臨的問題和選擇》的考察報告，受到中國領導人和經濟學家的高度重視。

1985年是進一步明確改革目標和基本路徑的年份，發(fā)生了三個重要事件。

1.第一份《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guī)劃》的產生。

1985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郭樹清等三位受過經濟學訓練的研究生上書國務院領導，要求制定全面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支持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組織了由樓繼偉、郭樹清等九位經濟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并很快寫出《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guī)劃構思（初稿）》。這份“規(guī)劃構思”用經濟學的語言為已經被中國政府確定為改革目標的“商品經濟”描繪了清晰的圖畫，指出：在“商品經濟”中，“市場體系構成經濟機制的基礎”；企業(yè)根據市場關系自主決定自己的活動，勞動者自主地選擇職業(yè)；政府對經濟的管理則由間接控制為主取代直接控制為主的體制。

這一規(guī)劃還設想，改革可以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以實現(xiàn)商品市場的價格改革為中心，配套進行企業(yè)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銀行制度。第二階段以形成完善的要素市場，取消指令性計劃，完成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的轉型。

2.“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對于中國改革兩個重大問題的討論。

在確定中國改革的若干重大政策問題上，1985年9月由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的“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巴山輪會議）具有里程牌的意義。

第一，會議對中國改革宜于選取的體制目標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與會的科爾奈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可以選擇間接的行政協(xié)調，也可以選擇宏觀控制下的市場協(xié)調。在討論中，具備現(xiàn)代經濟學素養(yǎng)的中國經濟學家認同科爾奈的分析和選擇，把有宏觀經濟管理的市場看作中國經濟改革的首選目標。

第二，會議對確定轉型期間的宏觀經濟政策方針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國早期的討論中，據稱代表“主流經濟學”觀點的通貨膨脹有益論曾占有優(yōu)勢地位。通過與會學者對中國當時經濟情況和對劉國光、趙人偉介紹中國學術界爭論情況的論文的討論，與會的外國專家托賓、凱恩克勞斯和埃明格爾一致認為，中國應當采取緊縮性的財政、貨幣和收入政策，應對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問題。

1988年9月，弗里德曼教授在訪問中國和中國領導人的談話中，也做了相同的政策建議，盡管他與托賓處于對立的經濟學派。后來，我就此向他提問，他解釋說，經濟學家之間的爭論，經常是發(fā)生在相對次要的問題上，而在最基本的問題上并無分歧。

在經濟學家、經濟官員取得共識的基礎上，中國在1985年制定的“七五計劃”（1986年-1990年）中確立了經濟改革“初戰(zhàn)階段”采取穩(wěn)健的宏觀經濟政策，以便為經濟改革的順利推進和開放創(chuàng)造有利環(huán)境的方針。后來背離此方針的幾次巨大經濟波動，從反面印證了這是一條符合于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正確方針。

3.中共中央全會接受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確定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具體目標。1985年9月末，中共中央在它制定的《關于制定第七個五年計劃（1986年-1990年）的建議》中，接受了經濟學界研究的成果，要求在“七五”期間圍繞，1）將國有企業(yè)改造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2）發(fā)展由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等組成的市場體系，3）將國家對經濟的調控逐步由直接調控為主轉向以間接調控為主等三個方面的改革，配套地搞好價格體系、財政體制、金融體制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在1986年-1990年的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內，奠定新經濟體制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