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22日，日本東京迎來了中日韓第四次首腦峰會。三國元首的行程中有很大一部分時間，是在剛剛遭受地震與海嘯重創(chuàng)的東部地區(qū)度過。

共同面對大自然災害、攜手救災重建的經歷使此次峰會顯得格外親切，這種融洽的氛圍滲透到了東京峰會宣言當中，三國政府首腦共同確認了包括中日韓自貿區(qū)談判即將展開在內的一系列合作成果。我們離自貿區(qū)還有多近？樂觀的預期彌漫在三個東亞近鄰之間。

必要性已經無須論證的自貿區(qū)

輿論期望中日韓自貿區(qū)早日實現(xiàn)的強烈呼聲無可厚非。畢竟自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以后，中日韓三國的日子都不好過。當一個傳統(tǒng)的出口市場可能出現(xiàn)不可逆轉的萎縮危機時，找到新的具有廣闊成長空間的出口目的地就變成了很迫切的任務。中日韓三國恰恰就具有彼此互為出口市場的潛質。統(tǒng)計顯示，三國間貿易額僅占3國對外貿易的11%左右，相互間投資額也僅是3國對外投資的10%，這對于三個經濟互補性極強的國家而言，幾乎意味著無限商機。

當然，中日韓三國并不是沒有其他的選擇。以中國為例，在出口導向對經濟提拉作用日漸失效之后，開發(fā)國內市場、擴大內需同樣可以使巨大的生產力不至于空置。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學界也提出了走向非洲和走向南美這樣的新興市場的建議。在一個新興工業(yè)化國家消費欲望迅速成長的時代，出口導向型發(fā)展模式還談不上徹底沒落。

不過即使這樣，中日韓自貿區(qū)的誘惑依然是無法抵擋的。三國經濟加起來全球經濟近20%份額的總量，15億人口的巨大市場，還有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形成的成熟經貿關系。這一切都意味著三國自貿區(qū)是一個可以迅速整合且開發(fā)成本低、收益預期高的共同經濟空間。建立三國自貿區(qū)在理論上是一個比任何其他選擇都更穩(wěn)妥和可行的選擇。

實際阻力究竟有多大

如果從最直觀的角度考察，我們發(fā)現(xiàn)中日韓三國經濟關系一直沒有上升到制度層面，大量替代性選擇的存在是其主要原因。無論是10+3(東盟與中日韓領導人會議)體制還是世貿體制，中日韓已經習慣于在一個更為廣闊也更為多邊的環(huán)境下處理彼此間經濟關系。它意味著三國間經濟合作缺乏有針對性的個性化的制度設計。

在具體的經濟關系中，中國可以為日韓經濟提供巨大市場空間，而美國同樣可以為日韓企業(yè)提供市場空間；即使美國與中國市場的產品結構并不重疊，印度似乎也可以起到替代中國市場的作用。同時，中國在技術與資金引進方面也可以用美國和歐洲來替代日韓。遵循“不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古訓，每個國家都要玩多元選擇的游戲保障本國經濟安全，這無可厚非。但是這種替代選擇策略長期以來已經發(fā)展到刻意削弱和限制彼此依賴性的程度，這就使三國間的經濟交往經常會服從于多元選擇的戰(zhàn)略安排，進而受到其他國家反倒不會碰到的阻礙。

為什么中日韓之間會存在這樣一種不利于自貿區(qū)發(fā)展的政策慣性？很多經濟學者將自貿區(qū)理解為單純的資本、人員、技術與服務的跨國發(fā)展，還有很多人迷信自由貿易會對各國政治制度安全與運作模式產生強大的塑造(外溢)作用。這些理解可能忽視了自由貿易的另一種屬性：自由貿易是一種經濟安排，但它更是一種政治和社會意義的選擇。自由貿易所打開的國門最終都會導致民族間、制度間、文化間的碰撞與融合，而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又會反作用于自由貿易、決定它的發(fā)展方向和發(fā)展程度。

中日韓三國中個別政府尋找多重選擇，長期不肯給予三國自貿區(qū)發(fā)展以優(yōu)先考慮，這在經濟學上不明智的，因為它不符合效率與效益最大化原則。但它在政治與社會層面又是理性的，因為三個社會目前大概也無法形成這樣的絕對共識，即我們愿意彼此離得如此之近。不經濟的規(guī)避自由貿易行為卻符合社會心理期待，這是一個三國政府在未來亟待解決也需要長期面對的問題。

日本所遭受的地震、海嘯、核輻射災害，以及這些災害在東北亞地區(qū)的擴散，確實為我們重新認識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空間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謂的近鄰并不是指地理距離的遠離，而是指涉心理與社會距離的遠近?，F(xiàn)在契機出現(xiàn)了，三國政府的努力是否能夠真的拉近三個社會的距離呢？

目前的東北亞三國，在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期后，幾乎都面臨著嚴重的經濟社會轉型重任。守望相助是一個好的開端，但我們不得不面對許多過去就有現(xiàn)在也不好解決的問題。這就是走向自貿區(qū)的現(xiàn)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