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下午召開的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新的《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guī)定》（以下簡稱《規(guī)定》），其中明確規(guī)定，遺失物自發(fā)布招領公告之日起6個月內(nèi)無人認領的，歸國家所有；處理無人認領的物品后，公安部門按拾獲財物價值10%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獎勵。

對遺失物返還者予以獎勵，這是否讓“拾金不昧”變了味？是否讓拾金不昧者變得動機不純，沒那么高尚呢？這或許是不少人對此新規(guī)的質(zhì)疑。實際上，“拾金不昧”僅指拾到財物不藏起來據(jù)為己有，這既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也是自古的法定義務。

我國歷代法律對“拾金而昧”都有著嚴厲的懲罰，同時，除了唐宋元三代法律，其他朝代大多賦予了拾金不昧者報酬請求權。所以說，在我國傳統(tǒng)道德里，雖然有著“拾金不昧”的要求，但是并沒有完全與無償返還聯(lián)系到一起。“拾金不昧”之后，再得到獎勵甚至請求報酬，這并不違反基本道德。

通過立法手段予以拾得人報酬或獎勵，是多數(shù)國家的立法通例。即便在我國也有過嘗試，建國初草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第二稿到第七稿都規(guī)定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歸國家所有，同時規(guī)定拾得人可以要求獲得相當于遺失物價值10%或5%的報酬。而在我國現(xiàn)行《民法通則》制定時，對于相關議題立法專家也展開過激烈討論，最終，由于當時立法背景深受蘇聯(lián)民法與計劃經(jīng)濟制度的影響等因素，對個人的利益與權利關注不足，并沒有將遺失物返還者報酬請求權確立下來。

這就導致了，現(xiàn)行法律一方面對“拾金不昧”者提出了過高的道德要求，讓他們得不到任何報酬或獎勵，這是對人們道德水平狀況的過高估計。而另一方面，現(xiàn)行法律又在鼓勵不道德。刑法上的侵占罪只適用于遺忘物，而不適用于遺失物。這也就是說，除非失主知道誰是拾得者，并提供足夠證據(jù)將之訴至法院勝訴，才能取回財產(chǎn)。否則，即便拾得者“拾金而昧”也幾乎得不到任何法律負面評價。這使“拾金不昧”僅僅寄希望于道德高尚，難免成了稀罕事物。

實際上，不少人都有過丟東西的經(jīng)歷，很多人都曾經(jīng)為了丟失證件、銀行卡而焦頭爛額，這些物品對于拾得者一文不值，但他們時有為了貪圖其他財物而選擇不予返還。其實，雖然遺失物可以評估出市場價格，但對于失主的實用價值往往要遠遠高于拾得者。因此，從社會利益總價值最大化的角度，有必要進一步立法激勵“拾金不昧”善行。

胡適先生對于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有過一段經(jīng)典的論述，“一個骯臟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guī)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自然會逐漸回歸；一個干凈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guī)則卻大談道德，談高尚，天天沒事兒就談道德規(guī)范，人人大公無私，最終這個國家會墮落成為一個偽君子遍布的骯臟國家。”

廣州市對于遺失物的新規(guī)無疑值得肯定，這是一種法治文明的進步。但要在更大程度上改善當前遺失物返還率偏低的狀況，最大限度實現(xiàn)社會利益最大化，維護各方權利，還是需要進一步完善我國遺失物立法體例。一方面，對于“拾金不昧”作出法律強制性要求，違反者須承擔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乃至行政處罰責任。而另一方面，權利義務也須是對等的，應充分賦予與保障拾金不昧者報酬請求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