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推進火電項目引發(fā)群體性事件而主動引咎辭職的湖南岳陽平江縣前縣委書記田自力自9月28日被宣布獲準辭職后，近兩個月來一直賦閑在家。（11月25日云南信息報）

盡管田自力主動辭職的高風亮節(jié)受到輿論的熱捧，可看到其轉眼間就從手握大權、以副廳級“高配”的縣委書記淪落為一介閑人的凄慘境遇，不由頓生世態(tài)炎涼、官場詭譎之感，讓人唏噓不已，也不由叫人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對這些有政治擔當、勇于自律且年富力強的辭職官員，我們到底該如何安排？

從目前的官場生態(tài)來看，主動辭職的官員總給人一種“犯了錯誤”、低人一等的感覺，而涉事官員的復出也往往非常低調，總像做了什么見不得人的事似的。毫無疑問，這種狀況很不正常，對主動辭職的官員也不公平，因為這些官員中的大多數(shù)本身并沒有過錯和失誤，只是迫于來自輿論、上級的壓力和對自己嚴苛的道德自律，才主動站出來自覺承擔道義和政治上的責任?，F(xiàn)在我們卻以另一種眼光甚至是歧視的態(tài)度來對待他們，這顯然是對他們的不負責任，也容易讓這些官員心灰意冷，意志消沉。這提醒我們：對這些主動辭職的官員必須安排好出路，必須做好制度性設計，給予必要的制度保障。

實際上，從2004年我國就開始實行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制度，可10年過去了，為什么官員辭職未能常態(tài)化？除了官本位思想作祟、迷戀官員特權等內在因素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動承擔道義責任的辭職官員沒有一個好的出路，不僅如此，還可能遭到社會、同僚的“另眼相看”，甚至被人視作“另類”而敬而遠之、被組織冷落而很難受到重用，這叫很多有政治良知的官員怎敢主動摘自己的烏紗帽？

在國外，由于官員只是一種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職業(yè)，沒有任何優(yōu)越感和高人一等的地方，所以國外的官員辭職很普遍，也不會引起圍觀，再加上很多官員在從政前都有各自的專業(yè)和職業(yè)，他們在辭職后可以有很多的選擇?？蓢鴥鹊墓賳T很多都是從大學畢業(yè)后就進入黨政機關工作，離開自己的崗位可能什么都干不了，這就需要從制度上設計好辭職離任官員的工作安排。其實，在《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中也有對辭職官員要“根據(jù)辭職原因、個人條件、工作需要等情況予以適當安排”的規(guī)定，可這一規(guī)定既籠統(tǒng)又不透明，會給辭職官員一種“可憐”“施舍”的感覺，令辭職官員抬不起頭來。

因此，筆者覺得，最好的辦法是在《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guī)定》中增補辭職官員安排“細則”，明確規(guī)定辭職官員可以到高等院校、研究機構任教、從事研究工作，可以到國企擔任相關顧問，可以就地安排，也可以競聘一定的職位，由辭職官員自行選擇并進行公告或通過媒體發(fā)布其去向。有了這樣公開透明的制度設計，不僅使主動辭職的官員不再感到灰溜溜的，而且受到組織上最大的尊重和關心，還有符合自己意愿的工作，這種富有人情味、體面的或曰對官員負責任的安排消除了官員辭職的后顧之憂，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轉化為官員辭職的動力，這對推進官員辭職常態(tài)化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

一句話，官員辭職承擔了巨大的職業(yè)風險，甚至是做出了某種犧牲，在眼下還沒有形成官員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官場文化和具備這種實際條件之際，作為組織部門必須做好制度設計，幫助辭職官員安排好后路。